如果，根据孟子，恻隐之心就是仁，那么仁就是规定人之为人者。

孔子认为，智是仁的前提，但他所说的智（知），仍然主要是指对仁的把握，相比较而言，他同时更为崇尚仁厚，反对智巧。再次，仁者爱人，主张由亲亲到爱人也即博爱，认为仁者所爱之人，是由近到远，从亲人推广到一般人的，以达到泛爱众而亲仁、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的博爱境界。

但也有人认为，法家的真正先驱是子产（约前580—前522年）。它是那样的深远暗昧啊，其中却有精质。老子和孔子都继承了西周德的思想，但老子是从宇宙本体的道学视角出发探讨德的问题，而孔子则是从社会本体的人学视角出发探讨德的问题，所以，在儒家思想体系里，德从属于仁学的范畴。（三十八章）这就是说，在人类社会最初阶段是道的治理，一切纯任自然。所谓参验异见，就是因参验而审言辞，也即参照比较和审辨各种不同的言论。

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，礼作为政治范畴侧重于在等级间求和谐，仁作为道德范畴侧重在一切人际关系也即抽象的二人关系中求中和，而中庸的思想则更高了一层，立足在两端中求均衡。炎帝发明了乐器之后，就产生了乐理之和的概念，这里的和是指不同音节的和谐旋律，并发展出协调配合的治理理念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

并且第四次更是等而下之，只谈强国之术，满足秦公的富国强兵（《壹言》）之欲。（三）从《艺文志》《天下》看法家与儒家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，倒是汉儒对于法家的态度值得我们给予充分注意。[14] 黄玉顺：《中国正义论纲要》，《四川大学学报》2009年第5期。当此之时也，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，其道亲亲而爱私。

[7] 班固：《汉书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。总之，强国就是做到国无怨民：国无怨民曰强国：兴兵而伐，则武爵武任必胜。

由此可见，商鞅游说秦孝公时之所以暂且回避王道、专谈霸道，显然是寄希望于孔子的一种设想：齐一变，至于鲁。（《君臣》）这也正是儒家所说的亲亲的表现。（《非十二子》）（3）强国有道，崇法尚壹：其法治，其佐贤，其民愿，其俗美，而四者齐，夫是之谓上一。关于秦朝采用法家思想，为什么得天下而成功，守天下而失败，贾谊著名的《过秦论》已有非常深刻的分析： 然秦以区区之地，致万乘之势，序八州而朝同列，百有余年矣，然后以六合为家，崤函为宫。

故夫名分定，势治之道也。……，刑戮相望于道，而天下苦之。无奈秦王不感兴趣，第三次才退而求其次，只谈霸道。根据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的记载： 孝公既见卫鞅，语事良久，孝公时时睡，弗听。

（《修身》）多言而类，圣人也。主持太甚，词义或至于过当，是其所短。

…… 上舍法、任民之所善，故奸多。（《慎法》） 这就是说，正当性的正在于无私：克服差等之爱之私、追求一体之仁之公。

圣人有必信之性，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。后世之学者，不幸不见天地之纯，古人之大体。就其思想倾向而言，也与《庄子》内篇颇有不同，似为战国后期学术综合的产物。前引他与赵良的对话，后者就依据儒家思想批评他： 今君之见秦王也，因嬖人景监以为主，非所以为名也。他仅仅注意到仁爱的差等之爱方面，而将其归结为自私自利。[9] 董仲舒：《举贤良对策》，见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。

人君设二者，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。然而最终背离了儒家的仁爱精神，这是其失败的原因，因为这样一来，其所坚持的正义原则就成了无源之水，其涸也，可立而待也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。

[14] 商鞅在《更法》中阐明的第三点，正是第二条原则。荀子礼法并用，韩非专任刑法。

这也让人想起荀子的明分使群之说：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。…… 民善之，则亲利之。

并且指出：至于荀、孟之异，是犹朱、陆之相非，不足讶也。（《君臣》） 这就犹如孔子所说：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鞅复见孝公，孝公善之，而未用也。这实在是一种严重的误导。

宜于时而行之，则不干。故王者以赏禁、以刑劝。

论贤举能而传焉，非疏父子、亲越人也，明于治乱之道也。[4]《论语》：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。

但可惜的是，学界通常总是将法家和儒家绝然对立起来。以《诗》观之，非所以为寿也。

《易》曰：天下同归而殊途，一致而百虑。（《画策》） 他故意这样把礼法与仁义对立起来，显然是有现实的针对性的，就是人们谈到礼义的时候，总之采取一种因循拘守的态度。商鞅、法家的变法之所以成功，就在于根据儒家正义原则中的适宜性原则的时宜性准则，顺应了这种社会转型的趋势。法家者流，盖出于理官，信赏必罚，以辅礼制。

鞅曰：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。可惜学者往往只注意到第一方面，而陷入某种原教旨的观念。

这一点其实正是他变法成功的基本保证。是故有君臣之义，五官之分，法制之禁，不可不慎也。

（《更法》） 前世不同教，何古之法？帝王不相复，何礼之循？伏羲、神农，教而不诛。在他看来：夫慕仁义而弱乱者，三晋也。